生命科技时代与伦理之争

       生命科学技术时代的伦理难题主要集中在生殖辅助技术、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领域. 生命科技进步发展，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对人类与自然的受益性，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引起伦理问题的争论，而且在广泛领域和一定的局域争论的焦点也有所不同。在实践领域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难以调节的复杂的伦理关系,基因信息的隐私权与人的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器官移植在供体来源方面面临的难题以及安乐死难题.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表现则是难以确立道德主体的伦理责任及难以在伦理原则之间进行取舍等.解决伦理难题,应该从法治规范、伦理认知和道德规范着手，以伦理学做指导,确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在解决伦理难题的时候,应综合道义与后果来评价道德行为,并确立处理伦理难题的主要原则.行善原则、不伤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原则、人道与公正原则。

  一、生命科学技术时代的伦理遇到难题
 生命科技进步发展，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对人类与自然的受益性，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引起伦理问题的争论。生命科学技术时代的伦理难题主要集中在生殖辅助技术、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领域.
（一）生命科技的受益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法律研究。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被赞誉为堪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媲美的伟大科学壮举，其引领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揭开生命的奥秘，推动人类与社会发展，生命科技确实体现出了很大的受益性。
 生命控制是指生物医学的有关学科领域采用特定技术手段对人的生命过程的操纵。由于在生殖技术、遗传疾病控制、优生学、器官移植等领域采用了先进的生物医学控制手段，人的生命过程的某些自然方式被人为地改变和选择，本来应当由自然生命按自身的规律完成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技术的介入下成为一定程度上遵照人的意志完成的过程。无论是可以实施生命控制的上述哪个领域，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将生命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水平与能力的问题。基因治疗、胚胎干细胞研究、异种器官移植、借腹生子，广泛对生命的产生、成长和延续具有重要作用。
（二）伦理问题普遍性
 科技变革速度快，而伦理变革速度慢。长期以来，相当普遍地认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属于事实判断；而伦理道德属于价值判断，两者互不相关。曾经流行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科学家如果关心伦理道德问题，就好比“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
 我们可以克隆，我们克隆了羊、猪、猫，但是克隆人怎么办，该不该干？这一类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交集就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干，但是该不该干？在生物学、医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的伦理道德问题，要远远深于可以干但是该不该干的层面。克隆的反对者和赞成者各举起科学和人道两面大旗。赞成者认为，克隆人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的生老病死，体现了科学不断进取的精神和科学自由的原则，是阻挡不了的。同时，对于那些无法生育的人和痛失亲人的人，生殖性克隆是福音。反对者质疑着****的“种族卫生”。
 赞成或支持克隆人者，更多的是强调伦理规范和原则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革。试管婴儿刚出现时，也发生过激烈的伦理争论，遭到反对，而现在试管婴儿就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克隆人也一定会被普遍接受，像切片面包一样平常的。大多我还是认为，伦理道德只有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才会有利于科学。
（三）伦理问题局域性
 世界各国对于胚胎干细胞的争论颇多。2001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表态，可以有限度地将联邦经费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同年8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禁止克隆人和用人类胚胎干细胞从事研究的法案。2000年，日本生命伦理委员会制定了《日本委员会公告》，明令禁止制造除了人类生殖之外的其他目的的人类胚胎，但以研究为目的的人类胚胎的应用在有限的例外的情况下是被允许的。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80票赞成、79票反对、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推迟一年。因为79个国家认为治疗性克隆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主张二者同时禁止。我国科技部、卫生部在今年联合颁布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明确指出: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
 避孕、绝育和流产这些在当代中国被称为计划生育的医学控制方式，早已成为有着充分道德理由的基本国策，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而西方的许多国家在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做法也经历过一个从完全禁止、到限于疾病治疗目的、再到取消限制的过程。中西方在这一问题的道德理由定位上具有相似之处，一般都是从提高生命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生育控制。
二、正确处理科技与伦理关系
 生命技术与伦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遵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益”的两个重大原则，从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去思考和探寻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为提出和制定原则、准则、法规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石。掌握“能做的未必就是应做的"的"伦理底线"。
（一）法治规范
 为生命科技进步和伦理规范，应确立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人类文明发展，社会安定护航。
 英国早在2000年底就通过立法，允许14天前的胚胎可用于干细胞研究，2001年1月，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将克隆研究合法化，允许科学家培养克隆胚胎进行干细胞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定性为“治疗性克隆”。 1991年德国颁布的《胚胎保****》，就禁止了任何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以及克隆胚胎干细胞，2001年，国家伦理委员会建议，准许在严格限制下进口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标志伦理障碍有所松动。2002年7月1日，德国通过了《胚胎干细胞进口法案》。这些都是针对生命技术与伦理做出的规范，保障技术进步朝着良性的方面发展。类似的规范还需要不断深入和完善。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基本伦理关怀在很多问题中突出人类胚胎的地位及它们应用于治疗目的，它是受各个社会、各种文化、宗教、哲学观念的影响，所以各个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去辩论与决定它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并保证这项研究在国家管理体系的框架内进行，这个管理体系应适当地考虑到伦理所占的比重，并制订适当的准则。
（二）伦理原则
 应该确立若干具有广泛适应性、合理性和规范意义的重要伦理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和生命伦理原理，又确实起到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医生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残酷迫害犹太人有着惨痛的教训，现代医学实践和科学实验，要以根本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制定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伤害和有利的原则，公正公益的原则。体现一定程度的伦理合理性，为众多的伦理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公众所接受。医学实验里比如说要实验一个癌症新药，实验对象都是癌症病人，所以要跟他说得清清楚楚，除了参加这个实验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治疗方案，那些治疗方案治愈的几率是多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决定参加不参加实验。这是医德问题，也给生命科技工作者以之为鉴。要依据伦理原则，对具体情境中的各类社会伦理问题进行辨析，作出伦理评价、判断和抉择。
（三）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约束人类的无形的力量，顺之得崇畅，背之受责备。诺贝尔发明了炸弹，然后诺贝尔又设立了一个诺贝尔奖，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和平奖，他把自己所赚的钱全部捐出来设立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在道德上反思之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忏悔的举动，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发明的东西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所以他在道德上觉得内疚，他就把钱捐出来设立和平奖。这是一个科学家自觉地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道德反思的一个范例。二战期间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科学家利用核裂变的原理造了一个原子弹，罗斯福还把它扔了用了，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造成数十万无辜平民伤亡，引起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不安，开始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和平运动，呼吁“学会用新的方式来思考”，用和平办法解决争端。爱因斯坦曾谆谆教诲科学青年：“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用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这个声音现在已被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他们受到道德的启发和做的忏悔的举动。广泛社会还要形成一定的道德底线，主动从道德方面规范言行举止，相互理解、约束。
 总之，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为人类造福，也可把人类拖入深渊与罪恶。生命技术时代与伦理之争是永无休止的，其也是在争议与磨擦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要从伦理和道德底线出发，适当运用科技手段，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和谐与安乐的世界。